战俘作为兵源:“中国特色”的战争惯例

九千网(www.9000wy.com)2017-04-14 16: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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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在战国秦汉时代,战俘的命运实际上比在战场上战死好不了多少,因为他们会就此成为战胜一方的奴隶。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竹简,有一条法律:“寇降,以为隶臣”。主动投降的“寇”(敌国军人),充做“隶臣”(隶属于官府的国家奴隶)。而且这个也不仅仅是针对敌国投降的士兵,就是秦国自己的士兵投降敌军的,也是同样处理。

  变成了奴隶的战俘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?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里有不少有关的内容。《军爵律》规定可以本人的两级爵位,来换取免除成为了“隶臣、隶妾”的亲生父母一人。或者是隶臣参与了战斗、并有斩首战功应赐予“公士”爵位的,可以向政府归还公士爵位,换取免除自己妻子的“隶妾”身份。

  被免除了隶臣、妻妾身份的人,属于“庶人”等级,仍然不是正式的平民。这项法律还细致的规定,如果是“工隶臣”有了斩首战功、可以免除为庶人的,仍然要编为工匠户籍。如果这个隶臣已经受过“肉刑”(毁容、割鼻、砍足之类的残害刑),要编为“隐官工”(有专门集中居住地的工匠户籍)。另一条《仓律》规定,允许以年龄相仿、体力相等的两个男子来赎换一个隶臣。这就给私人用自己的奴隶来赎换隶臣提供了方便。而且这条法律还非常细致的规定,一个壮劳力可以赎换一个老年隶臣,或者是身高不足五尺(秦尺约合今23厘米多)的小隶臣,或者一个隶妾。

  奴役战俘被认为是正常的,但屠杀战俘在当时的舆论上还是被认为不可接受的。长平之战后,白起因为与秦国的当政者有不同意见,口出怨言,被秦昭王剥夺所有爵位。后来秦昭王想再次起用他,白起称病不行。秦昭王派了使者“赐剑”,要白起自杀。白起拿了宝剑,未免要喊声冤枉:“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?”可是想了想,说:“我固当死,长平之战我使用诈术骗了赵国士兵,将他们全部屠杀,就这件事,我就该死。”

  新安惨剧:项羽“阬杀”战俘

  奴役战俘的战争惯例到了秦汉之际有了很大的转折,这个转折和秦末短暂而空前残酷的战乱有直接的关系。

  公元前209年,陈胜、吴广领导反秦起义,仅仅几个月时间,陈胜的军队就打到了临潼,直接威胁到长期以来作为秦朝根据地的关中地区。秦朝军队主力部队不是在北方防匈奴,就是在南方征战,关中地区兵力相当空虚。秦二世慌忙宣布大赦天下,赦免原来在骊山修建始皇帝陵墓的“刑徒”,发给武器,临时组编一支军队,交给少府(管理皇家山林财产的大臣,九卿之一)章邯指挥。

  章邯指挥的这批由“刑徒”仓促改编的军队,战斗力居然要超过陈胜军队,不仅在潼关外一战而胜,而且还一路追击。秦二世加派长史司马欣﹑将军董翳辅佐章邯,同时在关中地区征发兵员加强章邯军队的实力。章邯这支秦军连续击败几支反秦武装。公元前208年在定陶大战中,章邯击败主要反秦武装首领项梁率领的楚军,项梁战死。章邯领兵渡过黄河,进攻河北各地自立为王的割据势力。

  但是在公元前207年,这支秦军的好运到了头,在钜鹿(今河北平乡西南)与项羽指挥的反秦联军大战中,这支秦军大败,只得转为防守。秦二世派了特使来责问章邯。章邯要司马欣到咸阳去汇报,结果把持朝政的赵高都不愿意接见。司马欣逃回军中,向章邯说:“赵高独揽大权,将军有战功会引起他的妒忌,打了败仗,免不了被他处死。请将军认真思考出路。”于是章邯派人去和反秦武装联系投降事宜。反秦武装也派人来劝降。

  项羽召集了部将商量,答应章邯的投降请求,约定这支秦军还是归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位将领率领,封章邯为雍王,安置于楚军军营。以司马欣为上将军,率军为进攻关中的先头部队。

  部队前进到新安(今河南新安西)。一路行军中,反秦武装中很多官兵当年都曾被征发到关中原来秦国地区服役,受到过原秦国地区官吏的欺负。现在与这股投降的秦军一起行军,难免蓄意报复,将这些秦国士兵当成“奴虏”来使唤,百般刁难欺负。秦军士兵私下商量,觉得受了章邯的欺骗,投降后没有好处。而且现在去进攻关中,如果顺利进关灭秦,还算幸运,万一被秦军打败,被反秦的诸侯挟带往东,永远回不了老家不说,留在关中的家属,父母妻子儿女都会被杀。由此人心浮动。派到秦军监督的楚军军官感觉到这股情绪,向项羽汇报。项羽找来黥布、蒲将军等重要诸侯讨论,说:“这些秦国兵为数不少,其心不服,万一到了关中不听指挥,就要出大事了。还不如把这些士兵都杀了,只留下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高级军官一起入秦。”于是暗中布置,在夜里突然行动,将投降的秦军士兵全部屠杀,并堆积于新安城南。据《史记》的说法,这次一共“阬杀”秦军士兵二十多万。

  从奴役到招降:刘邦收编战俘

  项羽“阬杀”章邯这支秦军的残暴行径,实际上反映了项羽是在按照战国时代的作战规则行事,打了胜仗就奴役战俘,觉得奴隶太多没有办法处置就屠杀了事。在这之前项羽攻击襄城,就阬杀了所有襄城守军。而在这以后项羽进攻齐国的田荣,也是先受降后阬杀。接受章邯这支秦军投降,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。就项羽本意大概是要把章邯这个杀叔仇人(项羽是项梁的侄子)及其军队消灭的,可是当时楚军自己的军粮也开始紧张,再打下去会有风险,这才决定接受秦军投降。

  相反,由刘邦领导的反秦武装则摈弃了奴役战俘的传统,着力“招降纳叛”,将各类敌军战俘收编为自己的军队。刘邦起兵时不过以一两个县为根据地,兵力几千人。攻击砀县(今河南夏邑东),“因收砀兵,得五六千人”。后来得到项梁支援得楚兵五千人。项梁失败后,刘邦受楚怀王派遣向西发展,“收陈王、项梁散卒”,与彭越一起进攻秦军昌邑(今山东金乡西北),虽然打了败仗,刘邦却顺便又收编了彭越的溃兵。进攻宛(今河南南阳),设法招降,和项羽“留将不留兵”不一样,刘邦将原来秦朝宛的官员全部留任,而把宛的军队带走,实行“兵将分离”。刘邦在向关中进军途中,宣布政策:秦国官员能够带一万人或者领一个郡投降的,都封为“万户侯”。因此所向披靡,抢先入咸阳消灭秦朝。

  在以后与项羽争夺全国控制权的5年激烈战争中,刘邦依靠收编战俘、收编其他地方军的政策,使自己的军队成为一支不突出地方特性的“联军”,得以屡败屡战。公元前203年,刘邦与项羽率军在广武(今河南荥阳西北)对峙,项羽要和刘邦单挑决斗,刘邦则指责项羽是有十项大罪的罪人,自己不和罪人决斗。刘邦所言的项羽十项大罪中,就有“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”,“杀已降”。

  公元前202年,刘邦率军将项羽围困于垓下(今安徽灵璧东南),项羽“兵少食尽”,晚上听见汉军军营到处都有楚国人的歌声,死抱着地方观念的项羽大吃一惊:“汉皆已得楚乎?是何楚人之多也!”他根本想不到楚军放下了武器的俘虏兵都已经变成了汉军的兵员。

  刘邦这种“招降纳叛”的做法,显示出他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,历史悠久的部族概念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影响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《读通鉴论》里说“汉起巴蜀、三秦之卒,用九江、齐、赵之师”,说刘邦不拘泥于原来诸侯国的分隔,有“天下”观。王夫之评论刘邦当了皇帝,首先封的诸侯王是长沙王吴芮、闽粤王无诸,而不是分封自己的子弟功臣,是表彰这两位“破秦之功”,因此刘邦的政治眼光是“以天下之功为功”的“大公”。

  在以后历次改朝换代的内战中,刘邦的战俘政策被长期延用,成为一项“中国特色”的战争惯例。每一个成功的改朝换代者,几乎都是善于招降纳叛者。

  比如西汉末年篡政的王莽被消灭后,各支武装彼此混战。东汉光武帝刘秀从今天河北北部地区起兵,击败并收编了河北地区“铜马”、“高湖”、“重连”等林林总总的武装团伙,整编后成为自己的基干力量。最后得以平定全国,史载其受降收编的总兵力居然要达到一百多万!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里说,“盖先后所受降者,指穷于数”。

  东汉末年的曹操又重复了这样的故事。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,曹操原来只是一支地方性的军阀武装,公元192年,率军在山东兖州一带击败黄巾军,30万黄巾军及上百万的家属一起投降。曹操将其中10多万士兵整编为自己的“青州军”,成为他的主力部队。在后来的混战中,曹操有过为父报仇坑杀徐州几十万军民、在官渡大战中坑杀袁绍军的战俘等野蛮行径,但在北征乌桓、南征荆州,都以受降收编而结束战役。

  隋末战乱中最终的胜利者李渊、李世民父子,也是招降纳叛的高手。617年晋阳(今山西太原)起兵时李氏的全军不过3万人马,仅据一州之地。往关中地区发展,击败并收编孙华等关中各部,军队膨胀到20万人,得以割据一方,并东出争夺天下。李渊行赏军功无论士卒原来是平民还是奴仆身份,“矢石之间,不辨贵贱;论勋之际,何有等差”!割据今甘肃一带的薛举是唐朝大敌,多次击败唐军。薛举死后,李世民力战得以击败其继承人薛仁果,“得精兵万余”。李渊派遣使者告诫李世民“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,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”。但是最后还是撤销成命,只是杀了为首的将领,“留兵不留将”。而唐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更多的情况是“留兵又留将”,唐初名将李勣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(秦琼)、程知节(程咬金)等都是降将带降兵,为唐朝赢得内战的最终胜利。

  这个办法后来在少数民族王朝入主中原的时候也被广泛采用。契丹族的辽朝在关外兴起的初期,就开始将前来投降的杜重威、李守贞等部20多万汉族军队改编为“控鹤军”、“义勇军”、“护圣军”、“虎翼军”等职业部队。女真族的金朝也曾收编山东等地的汉族民间武装李成等部,作为进军南宋的前驱。后来满清入关后大量收编明军,改编为“绿营兵”。

  中国古代以战俘为兵源的历史惯行,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改朝换代在军事层面上的阻力,得以在相当迅速的时间里完成皇朝的更替。历史上著名的一些改朝换代事例往往都是在一代人(20年)不到的时间内完成,特别成功的比如上述的刘邦、刘秀、李渊李世民父子,都是在10年不到时间里“夺取全国政权”的。每当内战的一方开始具有一定的优势后,劣势一方的武装力量投降归顺现象就会加速度出现,甚至会出现雪崩效应,胜者“摧枯拉朽”般地获取内战的全面胜利。但同时,“招降纳叛”这种传统政策的“反作用”也同样明显:“效忠”往往沦为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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